布拉格之春:卡夫卡作为武器

于1962年的「莫斯科和平会议」(Moscow Peace Conference)上,沙特(Jean-Paul Sartre)是其中一个讲者。虽然沙特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党员,但他向来都对苏联的共产党感到同情。在那次会议上,沙特论到了文学与政治,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拒绝接受一切的西方文学,不应把卡夫卡这类作家的文学视为中产意识形态的武器,强调文化不应用在意识形态斗争之中。(Tall,1976,页490)

上一篇文章说到,1963年那次着名的利比里斯会议(Liblice conference)使卡夫卡重新受到肯定。然而,所谓的肯定是怎幺一回事?首先,读者要知道,当时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份子都是马克思主义者。因此,在整场会议中,主题都围绕着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去重新思考卡夫卡的文学。

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没有拒绝接受一切的西方文学,但沙特用到「武器」一词,则甚为微妙。经过利比里斯会议后,一众马克思主义者展示了接受了卡夫卡的文学倾向,但以其文学作为武器的影子并没有退去,只是,它由资本主义式中产的武器变为一众求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器。

卡夫卡式现实主义

知识份子们读卡夫卡、讚扬卡夫卡,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从小说中看到现实世界的阴影。就像卢卡奇在被捕后戏称发现卡夫卡的先知性质一样,在苏联的极权统治时代开始后,捷克斯洛伐克人便对卡夫卡有了新的领悟,亦渐渐发现他对世界所作出过的预言。

不过,换一个角度去想,卡夫卡文学的特质其实挑战了当时人们对「现实」的理解。由马克思和恩格斯,到列宁的思考传统上,所谓现实是像巴尔札克(Honoré de Balzac)、托尔斯泰(Leo Tolstoy)等人的作品所描述的,是社会上已发生了的事。[1]到了卢卡奇,他否决左拉(Émile Zola)的自然主义,除了因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倾向,还因为它试图透过自然定律作「叙事式实验」,推论未发生的事这种特质。[2]

面对这个思考上的难题,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便忙着透过扩阔对「写实主义」的定义,从而把卡夫卡收容其中;另外又尝试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出它们对资本主义式异化的描述,好得解释卡夫卡对批判资本主义的贡献。

在利比里斯会议上,其中一位重要的讲者是恩斯特.菲舍尔(Ernst Fischer)。当他在1959年出版了《艺术之必要》(The Necessity of Art),便引起了英国着名的马克主义者约翰.柏格(John Berger)的注意,一时声明大噪。[3] 菲舍尔一方面认为,作为一个中产的作家,卡夫卡确实把末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虚空与颓废描写的淋离尽致;但在另一方面,他提醒我们,即使在颓废的资本主义里,伟大的艺术品还是无间断地出现,甚至说,如印象主义、超现实主义等具有时代意义的运动,其实非常有革命性。(McClain,1977,页569)问题只是在于,这些艺术家只看到现在,而看不见将来。(同上,页570)在这种意义下,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事实上,菲舍尔的文学理论深受列宁影响,其思考方向就像当年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解读。把其作品视为矛盾的、反映世界真实的镜象。在〈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镜〉( Leo Tolstoy as the Mirro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)一文中,列宁就曾经为托尔斯泰辩护,并批评了一众把托尔斯泰作资本主义式解读的人。说到底,列宁之所以论托尔斯泰,为的其实是把他当作革命的武器[4]。

当菲舍尔论及卡夫卡时,他亦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阶级挣扎的反映,同时视之为建构社会主义的工具。(McClain,1977,页570)他先是在1962出版了评论卡夫卡的着作,其后又在利比里斯会议上提到《审判》(The Trial)和《城堡》(The Castle),说这两部作品所描述的,正正是当时的世界处境。

可是,卡夫卡早在1924年就过身了,他又怎样写出能描述后世的作品呢?非常有趣的是,其中一种回答来自卡夫卡本人。当卡夫卡论及艺术,他就说过艺术是一面镜,就似是一个跑快了的时钟,(Janouch,1971,页143)竟与列宁所说的不谋而合。

所谓的卡夫卡式预言

在卡夫卡二十週年的死忌时,汉娜.鄂兰(Hannah Arendt)就曾写过一篇文章,评论卡夫卡的前瞻性和先知的特质。不过,她认为,所谓的预言其实读者自己的解读,甚至还指出,就连跟卡夫卡身处同一时代的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处境,把卡夫卡错误解读。(Arendt,1944,页71-72)

鄂兰在文章的开段就说起了《审判》,透过引用当中角色的微妙对话,道出一种哲学。在故事主人公K面对指控时,他聘请了一名顾问,那名顾问打从一开始就想要K接受一切,认为只有接受现有的处境才是明智的,又说一个人不必然地要接受所有事情为真,但必须接受它为必然。 为了成全事情发展的必然性,一个人就必须掩饰真相、必须说谎,就像K说:「一个郁闷的结果是,它把说谎变成一道普遍原则。」(同上,页70-71)

「真」与「必然性」当然是哲学家关心的概念,读着《审判》的这几个选段,很难不想起莱布尼兹(Leibniz)对推理式的真理与事实性真理的区分──说谎是一个普遍原则,是推论性的、必然的,它因此凌驾于事实、已发生的事情之上。鄂兰又继续解释,其实《城堡》中的主角也具有类似的特质:他只关心事物的遍全性,把自己抽离于个人的意志,试图成为社会中所谓「有用的成员」。(同上,页72)

鄂兰便总结,从两部卡夫卡的故事可见,卡夫卡本人并不喜欢把世界描述成现象──他倾向把世界以蓝图的方式展现。如此,读者在阅读卡夫卡时便迫着跟作品互动,把个人的想像和意愿加入其中。(同上,页76-77)

鄂兰在写这篇论卡夫卡的文章时,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,身为犹太人的她见证着纳粹兴起的荒谬。在极权的统治下,人们都放弃了自身的自由,把自己视为所谓「有用的成员」,甚至,附和纳粹的不只是德国人本身。在其后的《平凡的邪恶》(Eichmann in Jerusalem: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)里,她就道出了在战时犹太人自身如何成为纳粹的帮兇。于她而言,这一切其实又不幸地被卡夫卡言中了。

被审判者眼中的卡夫卡

卡夫卡的蓝图式写作,使得其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。到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,卡夫卡便成了造就布拉格之春的动力。如前文所说,1963年的利比里斯会议上,菲舍尔大谈了卡夫卡与当时社会的关联,也直接道出了以卡夫卡的文学作为革命武器的思想。

但说到那次会议,不得不提会议的发起人爱德华.葛斯都卡(Eduard Goldstücker)。 在众多的讲者之中,葛斯都卡本人就曾在五十年代被受审判,并且入狱。当时,他被牵连到着名的「斯兰斯基审判」(Slánský trial)之中,要求被「训练」指证斯兰斯基(Rudolf Slánský)的间谍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。斯兰斯基等人最终被处死。一年后,葛斯都卡被指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而被捕。当时,他被带进一个房间,负责的官员告知他,他将会被收监,而且认罪是必须的。结果,他被判终身监禁,但两年后又获得释放。

有趣的是,在论及卡夫卡的文学时,葛斯都卡并不像其他人一样,引用卡夫卡的作品为例,把其连繫到现实世界。事实上,他甚至主张我们应该单看当中纯粹的艺术要素。(Bahr,1970,页22)如此一来,这似是对沙特的回应;但想深一屠,葛斯都卡根本不用再说卡夫卡与世界的关联了,所有人都知道他过去是遭遇。葛斯都卡选择只谈卡夫卡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,在一定程度上,这是把卡夫卡的美学推至「后卡夫卡时代」。

毕竟,卡夫卡的作品不过是为布拉格之春打开了序幕,是理解整场运动的切入点。葛斯都卡的观点是指向将来的。就如,到了1967年,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(Czechoslovak Union of Writers)办了第四次大会,对政府的文学审查制度提出诉求。当时,米兰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正是其中一员。论及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追捕事件,昆德拉会用到「卡夫卡式」(Kafkan)一词,当然,葛斯都卡的审判也是卡夫卡式的,重要的是,按照昆德拉的见解,受审判者往往不会停流于审判之中──他们的思绪在于如何回应。在这方面,昆德拉可谓有其独到的见解,所用到的例子是既可笑又令人心酸的……

参考书目

Arendt, H. (2005). Franz Kafka: A Revaluation.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: 1930-1954: Formation, Exile, and Totalitarianism (J. Kohn, Ed.). New York: Schocken Books.

Bahr, B. (1970). Kafka and the Prague Spring. Mosaic: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, 3(4), 15-29.

Fischer, E. (2010). Necessity of Art (A. Bostock, Trans.). New York: Verso Books.

Janouch, G. (1971).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. London: Deutsch.

Lukács, G. (1964). 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n.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. London: Merlin.
── (1963).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. London: Merlin Press.

McClain, C. J. (1977). From Ideology to Utopia: Ernst Fischer in Retrospect.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, 12(3), 565-594.

Nekula, M. (2016). Franz Kafka and his Prague Contexts: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. Prague: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, Karolinum Press.

Tuckerova, V. (2012). Reading Kafka in Prague: The Reception of Franz Kafka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Cold War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.

Tall, E. (1976). Who’s Afraid of Franz Kafka?: Kafka Criticism in the Soviet Union. Slavic Review, 35(03), 484-503.

注释

[1] 详见于〈马克思主义文学:列宁论托尔斯泰〉

[2] 详见笔者关于左拉的自然主义,和卢卡奇美学的文章。

[3]在其过世后,柏格写过悼念他的文章,在近年《艺术之必要》的新版中,柏格也为其写了个书序。见于Fischer(2010)的序。

[4] 对于以托尔斯泰作为革命武器,详细可参考笔者的〈马克思主义文学:列宁论托尔斯泰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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