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拉格之春:从卢卡奇到卡夫卡

说到1968年的「布拉格之春」(Prague Spring),我们很自然又想起,仿似它前生的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。匈牙利革命以苏联军队镇压为终结,但死去的人的精神却一直延伸,成为了十二年后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。虽然,布拉格之春终以苏共武力入侵告终,但它为其后的「天鹅绒革命」(Velvet Revolution)提供了一次重要的经验,亦为世界各地的抗争埋下了伏笔,间接造就了「北京之春」、「克罗地亚之春」和「阿拉伯之春」。

从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布拉格之春

1953年,史太林死了,一个新时代快将来临,好像预示着迟来的自由。三年后,苏共中央书记赫鲁雪夫(Nikita Khrushchev)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秘密会议上,做了一次名为「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」(On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)的演说,对史达林提出批评,实行要去掉史太林式的统治风格。

那次演说先是影响了俄国本地的文人知识分子,其气候又直捲至当时的波兰和匈牙利。在匈牙利,爱国主义的情绪相当高涨,其中与文学相关的,必须要说是对十九世纪左翼革命诗人裴多菲(Sándor Petőfi)的追念。就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阿诺德.豪泽尔(Arnold Hauser)说,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来自那帮读伏尔泰的中产。(1951/1999,页2-8)革命与文艺思潮从来不可轻易分割,裴多菲自然成了1956年革命的力量来源。

为满足当时人们的诉求,和进一步去史太林化,苏共把当时支持史太林的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(Mátyás Rákosi)拉下马。然而,人民的诉求并不止于此,他们的行动也进一步升级,势要向独立之路推进,甚至纷纷把国旗上共产主义的标誌剜下,把独立的思想具象化。后来,新上台的政府也明显站在了民众那一边,并没有满足苏共对之的政治期望。苏共也只好对匈牙利使用武力,把整场革命狠狠的镇压下去。

两年前,正是那场腥风血雨的革命的六十週年纪念,一些匈牙利人在自己的窗前挂起了一面中间穿了个洞的国旗,模仿当时革命军把国旗上共产主义的标誌剜掉。首都布达佩斯那边办了不少与文艺相关的活动,笔者刚好有幸看了一场相关的歌剧。多年后,人们回想起那场不成功的革命,还是为之感到自豪的。因为,它不只是一次失败──他直接地影响了整个东欧,滋养了捷克斯洛伐克那边的革新思潮。

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延续:从卢卡奇到卡夫卡

作为当时匈牙利本地的知识份子领袖,马克思主义哲学、美学家卢卡奇(György Lukács)亦是革命思潮的一大动力来源,如笔者先前的〈卢卡奇美学思想絮论(下)〉提及,虽然卢卡奇在史太林统治时期事处苏联的莫斯科,但他本人却曾表明过反史达林的倾向。(Lukács ,1965,页 7-8)在他回到布达佩斯后,在布达佩斯大学教美学,也参与了裴多菲会社(Petőfi Society)的聚会,是一代的革命份子的导师。(Read,1957/2015,页157)

在革命时,卢卡奇更是伊姆雷.纳吉(Imre Nagy)革命政府的文化部部长,后来两人被捕,逮捕卢卡奇的军人要他交出武器,那时他竟然从袋口取出一支笔来,交出了「武器」。如此一个玩笑,却点出了革命与文化、艺术千丝万缕的关係。其后,他被送到罗马尼亚接受审判,还以卡夫卡的《审判》(The Trial)开了个玩笑:「最后卡夫卡原来是个写实主义者。」事后纳吉被处决了,卢卡奇则大难不死。

卢卡奇向来欣赏卡夫卡,但认为他的作品比不上同是中产的汤马斯.曼(Thomas Mann)。(Lukács,1963)[1] 在革命失败后,劫后余生的卢卡奇开始重新审视布拉格的作家们,对卡夫卡的看法又好像慢慢改变了(虽然不一定直接跟自己被审判有关)。哲学家迈克尔.洛伊(Michael Löwy)认为,影响卢卡奇的是1963年利比里斯城堡中举行的卡夫卡研讨会。(2012,页183)那场研讨会可说是影响着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革命气候,也是在史太林死后,把当时不被推崇的卡夫卡再次带回文化界的重要契机。

到了1968年,卢卡奇当然对邻国的布拉格之春有所响应,他的着作《民主化进程》(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)(1988/1991)便是对两次革命的总结。在经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后,卢卡奇虽然被释放回国了,但他的言论还是受到了限制,对布拉格之春几乎是只字不提。在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,卢卡奇接受秘密的访问(Taft,1971),表示对苏联的武装入侵感到极为失望,但要求是次访谈要在他死后才可供开。(同上,页44)

对卡夫卡的畏惧

根据西德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.伯尔(Heinrich Böll)亲眼目击的记述,在布拉格之春演得最为激烈之际,一辆坦克站在卡夫卡出生的大宅,炮口对準着纪念他的半身像。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,卡夫卡的创作生涯里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世界;假如,让他知道别人为他立像,至最后连一个半身像都不想放过,他大概会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多写实。

他的着作又确实有着很多对现实的批判,带有警世的意味。短篇故事〈于刑罚殖民地〉 (In the Penal Colony)所讲的正是某种奇怪的、含糊的审判和酷刑的执行;到了为人熟知的长篇《审判》,这种主题更是描绘得更为深刻。

本来,苏共对卡夫卡的作品不以为然。甚至,正正因为其作品的某种写实性,在社会主义的思考框架下,他的作品曾被视为为对社会不公诚实的批判,颇受讚扬。(Bahr,1970,页17)然而,在1934年,经两年的研讨后,苏共作家协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(socialist realism)的创作方法有了新的指导,要求想像类文学必须符合史实对现实的描述,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。(参见Schwartz,2000,页36)此后,卡夫卡的作品便成了党所不能接受的文学,连出版、印刷都要受到限制。

在史太林死后,卡夫卡的作品慢慢地受到了一些知识份子的肯定,苏联方面对之的禁制亦渐渐冷却──例如,在1957年,其短篇〈陋居〉(The Burrow)的翻译本于文艺杂誌《世界文学》(Světová literatura)刊出。(参见Nekula ,2016,页16)此外,在同年,文艺批评界也出了跟卢卡奇观点不一样的文章,认为卡夫卡虽然在中产的特质,但他其实更似是时代的受害者。(Bahr,1970,页21)在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把卡夫卡的作品自行翻译,在聚会中朗读。

不过,当时仍有不少人对卡夫卡的作品持保留的态度。一些文化人欣赏卡夫卡,他们尝试指出卡夫卡比一般资本主义式作家的不同之处,但他们如此论述,不过是为了解释卡夫卡在东欧流行起来的原因。到头来,他们并没有多少讚扬其作品。(Tall,1971,页487-488)

是否要接受卡夫卡,重点在于他能否收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下。真正使得卡夫卡再次被广为接受的,是1963年着名的利比里斯会议(Liblice conference)。在利比里斯城堡上,爱德华.葛斯都卡(Eduard Goldstücker)带领其他文人,对卡夫卡作了一次重新的审视,对卡夫卡的文学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容进行深度的解读。

是次会议之所以重要,其一是当中的讨论;但从其举行的背景看来,它其实甚有时代意义。可知道, 在1951的大审判事件里,一众知识份子被捕,葛斯都卡就是其中一个,他们有好些甚至被处死了。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年代,好像很难想像在十多年后会出现一场能自由讨论的会议。会议的主题虽是关于卡夫卡的文学,但在解读上,少不免触及到当前的社会、政治处境──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视卡夫卡为时代的先知,表明要以卡夫卡的文学作思想武器(下篇将讨论)。

即因为如此,在布拉格之春演得最为激烈之际,苏共不得不放一辆坦克在卡夫卡出生的大宅,把炮口对準着纪念他的半身像。坦克车自然是武力的象徵,但以炮口对準一个人的半身像,就好像在说,对方也是某种武器,对自己构成了威胁。可是,往往愈是要禁制、压迫,就愈是要反抗、抵制。当一个政权如此害怕一件事,彷彿也在预示着一阵思潮无可避免的崛起……

参考书目

Bahr, B. (1970). Kafka and the Prague Spring. Mosaic: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, 3(4), 15-29.

Hauser, A. (1999).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, v.III. J. Harris (Trans.).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)

Löwy, M. (2012). ‘Fascinating Delusive Light’: Georg Lukács and Franz Kafka. In Georg Lukács: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, Aesthetics, Politics, Literature (T. Bewes & T. Hall, Eds.). London: Bloomsbury Academic.

Lukács, G. (1964). In Search of Bourgeois Mann. In Essays on Thomas Mann. London: Merlin.
── (1965). Preface. In 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(A. D. Kahn, Trans.). London: Merlin.
── (1963).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. London: Merlin Press.
── (1991).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. New York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
Nekula, M. (2016). Franz Kafka and his Prague Contexts: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. Prague: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, Karolinum Press.

Read, H. (2015). Tenth Muse: Essays in Criticism. New York: Taylor & Francis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)

Schwartz, L. H. (2000). Marxism and Culture: The CPUSA and Aesthetics in the 1930s. San Jose: Authors Choice Press.

Taft, B. (1971). Testament of George Lukacs. Australian Left Review, 1(32), 44-49.

Tall, E. (1976). Whos Afraid of Franz Kafka?: Kafka Criticism in the Soviet Union. Slavic Review, 35(03), 484-503.

注释

[1]卢卡奇非常欣赏汤马斯.曼,认为他的作品能作为反映世界真貌的镜,又曾说他是「中产的良知」。(Lukács,1948/1964,页1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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