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拉格之春:从卡夫卡到昆德拉

在1968年的秋天,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结束不久后,米兰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在维也纳遇见一个作家同乡。那人说他要离开捷克斯洛伐克,这正意味着他以后都不能在本国出版了。当时昆德拉想,那等同自杀。两年后,昆德拉本人都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,可幸的是,他离开后还能继续写作、出版──以捷克文写;或,他所称的「为翻译者而写」:

我确实在一个颇为奇怪的状态。我用捷克文写小说,但自从1970年开始,我就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家出版,因此也没有人以捷克文来阅读我。我的书先是翻译成法文,在法国出版,然后到其他国家,但原稿仍似是纸模一样,在我书桌的抽屉里。(Kundera,1977,页3)

那是苏联坦克武力入侵布拉格之后的事了。把时间退回一年多前,六月份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(Czechoslovak Union of Writers)第四次大会,昆德拉与一众作家对政府的文学审查制度提出诉求。昆德拉说,表达意见的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,又说:「一切意见表达的压制(包括强制压抑错误的意见),都导致与真相对立。真相只能是一种享有平等权利的自由意见的辩证。」(Kundera,1971,页175)

阿尔诺什特.卢斯蒂格(Arnošt Lustig)也是当年大会的其中一个参与者,四十年后,他在访谈中说:「米兰.昆德拉和我入加了主席团。我提议革除审查制度,因为,假如马克思主义是厉害得能解释一切事物,假如党是无所不能的,我们又何以需要审查。他们说我天真,我不懂。一个男人打开他的衬衫,向我展示从西班牙内战得回来的伤痕。他说他不会背叛党的;我说那不是试图背叛党,只是提议。」(Richter,2007)

「自由即背叛」,这思想确实植根了在不少人的心里。在1968年的年头,亚历山大.杜布切克(Alexander Dubček)出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。他上任后的新政就回应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诉求,又提倡一种「人性化的社会主义」(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),试图以一个党为前提的情况下,实行一种与西方自由思想相容的管治模式。(Stoneman,2015,页104-105)只是,如此改革,杜布切克以为是受到了默许,想不到最终还是触碰到苏共的神经……

「自由即背叛」,这道理实在是简单不过了。昆德拉在论及小国的存在处境时就曾经说:「大国都迷恋统一这个理念。〔……〕彷彿统一是病痛的良药。以求维持自身的存在,一个小国为独特性这个权利而战。假如统一是个进程,小国就是从核心上反进程。」(Kundera,1977,页4)其后,昆德拉又说到,在大历史的洪流下,小国有不严肃的权利;又说到了卡夫卡,说他犹太人的身份就是小众,像一个小国。小众就是不严肃、可滑稽的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卡夫卡只是在日记本上轻描淡写、不太严肃地纪录:「德国向俄国宣了战。下午去了游泳。」(同上,页5)

卡夫卡式幽默

谈到卡夫卡,昆德拉会选择从一些真实故事讲起。在布拉格之春后,他的其中一个作家朋友约瑟夫.史克沃莱茨基(Josef Škvorecký)流亡到加拿大,创办了有名的68出版社(68 Publishers),专门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的作品。

史克沃莱茨基本人其中一个故事就是真人真事改篇,讲述一个去伦敦参加会议的工程师,回到布拉格后,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出卖了国家的报导。他的秘书回到办公室,惊讶的说:「我的天呀,你回来了!我弄不明白。」他看着自己的秘书,目定口呆,一时为这个价值二十年牢狱的指控语塞。 他第一时间是走到发放消息的报社,那编辑只能支吾以对,说是听从内政部的;他又跑去内政部,那里的人又告诉他,那是伦敦大使馆的人的报告。内政部只会说这是个误会,叫工程师不要担心,但他当然还是很担心,因为,他终于了解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原来都被监察着。(Kundera,1988,页88-89)

昆德拉说,这就是所谓「卡夫卡式」(Kafkan)故事的典型例子。当一个人莫名奇妙地卷入了制度的迷宫,像卡夫卡《城堡》(The Castle)中的主人公,那个故事就是「卡夫卡式」的。(同上,页90)当然,这就是说,在五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,现实世界异常地「卡夫卡式」。昆德拉继而又说,那个工程师的故事是一个笑话,使人发笑;就似是卡夫卡在一次聚会中向众朋友朗读《审判》(The Trial)的第一章,众人都大笑了起来。(同上,页92)

「卡夫卡式」的小说是一个笑话,昆德拉本人可谓深受其影响,才会写出《玩笑》(The Joke)的。可是,昆德拉的小说不全然是「卡夫卡式」;昆德拉的小说是上世纪中布拉格这个特定语境下的产物。假如卡夫卡的作品是布拉格之春的前奏,昆德拉的便是一种回应。

昆德拉继而又开始题问,既然卡夫卡不像他身边的朋友一样关心政治,为甚幺他反而先写出了超越时代背景的小说?这就似是一个谜。昆德拉说,在亲自见证了一件事后,他为这个迷而陷入了沉思……

在1951年的知识份子大清洗中,昆德拉的一个作家朋友被捕,在当时,很多人就像《审判》的主角K一样,同意被彻底的调查,也因此而有了被吊死的籍口。但他的朋友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交出自己的过去──她保住了命,但却换来了十四年的牢狱。十四年后,她从狱中出来,儿子都十五岁了。又过了十年,一天昆德拉探访这位朋友,她正愤怒的哭着,一问之下,原来只是因为二十五岁的儿子迟了起床。听上去有点莫名其妙。(同上,页94-95)

「这不会有点反应过大了?」昆德拉安慰着朋友。她的儿子就说:「不是,我的母亲没有反应过大。母亲是个伟大、勇敢的女人。在所有人低头的时候她坚持,她想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汉子。对的,我迟了起床,但母亲所责难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:是我的态度,我那自私的态度。」听毕,昆德拉彷彿有所领悟。人的心理机制、愿景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。卡夫卡的写作是他跟父亲的书信的投影,就像他的一个短篇〈判决〉(The Judgment)一样,故事中的父亲指责儿子自私,并要求他把自己溺死,而儿子真的听从了父亲的指令,跑了到河边。而这种思考模式一直延续至《审判》。(同上,页95)

从卡夫卡式幽默到昆德拉式幽默

当然,昆德拉想要说的不是只有家庭的因素才会影响一个人。其实,昆德拉的《玩笑》已经充分地展现了一种属于布拉格的时代精神。《玩笑》先要继承了卡夫卡式的幽默,但却在中途变奏,转向道出一个玩笑会演变成可怕的结局──《可笑的爱》(Laughable Loves)中的〈谁都笑不出来〉(Nobody will laugh)和 〈搭便车游戏〉(The Hitchhiking Game)便是例子。

就如昆德拉说,布拉格式幽默有时是难以理解的。甚幺是布拉格式幽默?有一次,米洛斯.福曼(Miloš Forman)的电影惹得观众在不应该发笑的地方发笑,这反而就是布拉格式幽默了。喜剧是无处不在的,就在我们每个人之中,像是一道阴影,甚至在我们的不幸之中。他又说,布拉格式喜剧其实都带有悲剧性质,两者不但没有矛盾,反而是互相巩固。(Kundera,1977,页5)

到了法国后,昆德拉发现法国人一方面可谓极为幽默,但在另一方面又有大国人民的严肃。事实上,昆德拉在到了法国后,写作风格转变了不少。就如之前说,他是为翻译者而写的。作为革命前的作品,《玩笑》没有在英语读者群取得空前的成功,可能是翻译的问题。(参见Lodge,1984,页105)到了主题围绕着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《笑忘书》(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),书当然不能在捷克境内出版,那是属于后革命时代之作,那时,昆德拉早就把读者群预设为严肃的法国人,甚至是单纯的「世界人」。在《笑忘书》的第四章,昆德拉是这样写的:

力脱思特(Litost)是个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捷克词。它的第一个音节是重读长音,读起来让人想起弃犬的哀号。我在其他语言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与它的词义相对应的词来。

所谓力脱思特,是一种无力感,以昆德拉的例子说:一个人和他的运动员女友在河里游泳。那个人游得很慢,脑袋直挺挺地竖在水面上。一开始,女友非常善解人意地与他游得同样慢;可是,快游到尽头时,她想尽情地放纵一下运动员的本能,甩出几个自由泳动作,就向对岸游了过去。那个人想尽力游得同样快,但是呛了几口水。他感到无力,被剥露无遗,于是产生了力脱思特。

这一解释明显是为外国读者而写的。但想深一层,力脱思特这个字正正是当时捷克人的写照,也是昆德拉式的幽默象徵。在一方面,昆德拉为文化的他者而写,但在另一方面,他同时是为本国人而写,把生命的悲与喜结合,唤起一阵严肃的笑声……

参考书目

Kundera, M. (1977). Comedy is everywhere. Index on Censorship, 6(6), 3-7.
── (1988). Kafka’s World. The Wilson Quarterly, 12(5), 88-99.
── (1971). Speech at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zechoslovak Writer’ Union. In Hamšík, D. (ed,). Writers Against Rulers. New York: Random House.

Lodge, D. (1984). Milan Kundera, and the Idea of the Author in Modern Criticism. Critical Quarterly, 26(1-2), 105-121.

Richter, J. (2007, August 20). Prague Spring of 1968: A Time of Expectations. Retrieved from http://www.radio.cz/en/section/curraffrs/prague-spring-of-1968-a-time-of-expectations

Stoneman, A. J. (2015).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: The Leadership and Legacy of the Prague Spring. The History Teacher, 49(1), 103-125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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